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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视角】夫妻共有财产制下的网络打赏问题

发布时间:2022-08-09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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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疫情因素造成的影响,使得互联网线上产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态,不同领域的主播也活跃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打赏”一词广为大众熟知。然而,除在助力新的职业、产业蓬勃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外,“充值、打赏”本身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所引发负面讨论的热度已经超过了新兴产业的热度。例如,在网页、社交软件中搜索关键词“网络打赏”,相关检索内容不同程度指向“未成年人打赏”、“网络打赏的危害”、“打赏乱象”等负面新闻,引起公众广泛的紧张。尤其在夫妻财产共有制的模式下,“网络打赏主播”常常与“婚内出轨”、“色情消费”等社会评价较低的现象相关联,进而引发诸多法律纠纷。打赏的款项能否追回,如何追回,这或许是一个热点话题。


01

从家庭财产制度到夫妻财产制度的演变


           要探究这一问题,首先要概括了解我国婚姻财产制度规则的大致发展情况。在宗法家族制度下,由于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一体性,以及尊卑等级制度的存在,“子”的人格被“父”吸收,“妻”的人格被“夫”吸收,“三纲五常”深入人心,因此,一般只有家庭财产而无夫妻财产的概念,尽管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夫妻财产制,但家庭财产制度依然体现“共有”的理念。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变迁,“男女平等”的现代婚姻理念开始影响家庭财产制度,但民国时期的联合财产制仍未脱离家庭财产制度。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依然承袭家庭财产制度的观念,这受制于当时的经济体系与社会生活水平。直到1980年新婚姻法的颁布,才明确了夫妻财产制,并且认可约定财产制。2001年婚姻法及后续的婚姻法解释对这种财产制做了明确,区分了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制度规则。现行的民法典亦遵从夫妻财产共有的制度原则,即:如夫妻双方未特别约定财产所有方式,除法律明确规定应属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外,其他财产应属夫妻共同所有。

           可以看出,财产制度的变迁必然受到社会文明发展的影响。在倡导“性别平等”愈加有力的当下,一方对夫妻财产的支配边界究竟在何处,在现行制度规则的前提之下,夫妻一方以共同财产进行“网络打赏”,是否超出合理支配的范围,必然引起我们思考。“打赏”这一行为是否对夫妻共同财产造成了损害,是否侵犯另一方的财产权益,又是否能够通过诉讼途径追回,值得探究。


02

裁判观点:返还打赏的诉求通常难获支持


           通过对现有近三年相关公开裁判文书的详细研判,我们得出了可能令人沮丧的结论——追回打赏款的诉求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这类案件的相似性极高,通常是丈夫通过快手、抖音、斗鱼、全民k歌、YY直播、陌陌等平台,进行在线充值,对特定主播(通常是女性主播)进行多次打赏,其中有一部分用户与主播会从线上联系转到线下联系,用户与主播建立微信好友关系后,会产生多笔线下转账,有时也会产生其他的财物往来。后续进入诉讼程序,通常由妻子作为原告,将主播及打赏行为发生的平台列为被告,将丈夫列为第三人,以不当得利、赠与合同纠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等为案由,主张追回线上充值打赏及线下转账的款项。这些情形,大部分发生在普通收入水平的家庭中,案涉金额却动辄上万元,部分甚至高达百万余元。打赏者为主播线下购物、向主播发送有特殊含义数额的红包、买车甚至买房的情形也并不少见。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法院仍然对原告追回打赏款的诉求不予支持,与普遍的认知有所出入。但事实上,我们将“网络打赏”行为放在法律的语境下进行拆解,“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裁判结果就有其合理性所在。


03

裁判要点一:充值、打赏行为的性质


           通常来讲,“网络打赏”包含两个行为,一是充值,二是打赏,首先需要考量二者的性质。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平台上,用户要进行打赏,首先需要在平台上将真实的货币资金兑换成平台特定的虚拟币,如“抖币”、“陌陌币”等,再以虚拟财产进行消费。

           以抖音平台为例,《抖音充值协议》对“抖币”的定义如下:

           “抖币”是本平台向您提供的用于在本平台上进行相关消费的虚拟币,您可以用“抖币”购买虚拟礼物等本平台上产品或服务(具体可购买产品和服务请查看相应产品、服务页面说明),并将购买的虚拟礼物打赏给主播或平台创作者。

也就是说,“抖币”这类在某一特定平台才具有使用价值的虚拟币,需要以货币充值取得,充值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网络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消费行为。取得虚拟币后,平台用户才可以使用虚拟币兑换礼物,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打赏给主播。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2021)沪0110民初13076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由于用户在观看特定主播的直播表演中,“使用虚拟道具所产生的特效增加观看体验、享受其他增值服务及特权、获得主播及其他用户的关注乃至羡慕、崇拜,从而在虚拟环境中获得精神满足感”。因此,打赏行为通常也被认定为属于消费行为的一部分。但“打赏”行为是否构建新的值得评价的法律关系,裁判观点存在不一致,因为该法律关系并不一定被认定为存在于主播个人和用户之间,可能仍被认为属于平台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的范畴。

           在程某、北京陌陌科技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2020)浙07民终4515号民事判决书中,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实为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外人柴某与陌陌平台签订用户协议,注册成为陌陌平台的用户,按照协议约定接受该平台提供的各种服务,其在陌陌平台上向主播进行的打赏系将真实货币在陌陌平台充值兑换成虚拟的“陌陌币”,换取陌陌平台上的各种道具后,再向平台主播发送。但一方面,柴某打赏的并非真实钱款,而是虚拟道具,该道具是产生并储存于北京陌陌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数据库中的数据信息等衍生物,且不能直接兑换回金钱;另一方面,柴某在观看直播时,使用虚拟道具享受了增值服务,亦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故柴某通过充值取得虚拟道具对程某进行打赏并非无所得,不具备赠与合同所具有的单务性、无偿性,应为网络消费行为,而非赠与行为。”

           在艾某、贺某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2021)陕01民终6928号民事判决书中,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网络直播是通过终端将传统表演形式的音视频信号采集成数字信号实时传递给不特定人观看以获取商业利益的一种流媒体应用。徐某在快手平台针对不特定快手注册账户进行的直播表演系要约行为,而贺某观看徐某的直播表演并用快币进行打赏的行为系承诺行为,且该承诺行为完成后,双方之间的合同成立且履行完毕。徐某与贺某之间系无名合同法律关系。该合同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合同法律关系,对于徐某直播表演的价值的认定并非由徐某决定,而是由贺某自行决定。但该情况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双方合同的效力。徐某基于直播表演获得收益,并非单纯的获利行为,艾某主张贺某观看在徐某直播表演并用快币进行打赏,贺某与徐某之间系赠与合同关系的观点不成立。同理,贺某在快手平台购买快币进行消费,贺某与快手公司之间亦非赠与合同关系。”

           因此,根据目前的公开裁判文书,审判口径大致可以归纳为:充值、打赏均属消费行为,并非单务、无偿的赠与行为,亦不可认定为不当得利。


04

裁判要点二:充值、打赏行为的效力


           在明确法院对于充值、打赏行为的性质界定后,还需考量充值、打赏行为是否侵犯夫妻财产权益,即充值、打赏行为的效力如何。对于这一问题,一是应衡量夫妻一方充值、打赏行为是否超出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范围;二是应考虑是否存在影响充值、打赏效力的情形。

           就夫妻一方充值、打赏行为是否超出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范围而言,根据公开裁判文书的观点,一方面,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并不必然需要征得另一方同意。娱乐消费在如今属于合理且普遍的日常消费需求,结合充值打赏的金额来看,虽总金额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累计较高,但在个案中,结合当事人的生活消费水平,单次的充值、打赏金额一般都未超过当事人日常生活的合理限度,亦不足以直接造成家庭生活困难。另一方面,夫妻一方对于另一方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以不同意或不知道对抗善意外部交易相对人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通常认为,观看直播、打赏的行为如若长期发生在夫妻双方共同相处的时段内,推定一方对另一方的处分行为知晓,以未察觉、不知情为由主张外部相对人返还,又认为另一方的处分行为造成了家庭生活困难,存在矛盾之处。因此,一般情况下,充值、打赏的行为虽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仍在一方处分权范围内。

           此外,在本文讨论的语境下,用户本身通常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是平台还是主播,接受充值、打赏时,无义务也无能力对于用户的充值、打赏行为是否侵害他人财产权益进行审查。也就是说,即使一方认为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超出了其处分权范围,出于保护与善意第三人的外部交易稳定性,充值、打赏行为也不因此而无效,要求返还亦缺乏依据。

           就是否存在影响充值、打赏效力的情形而言,根据公开裁判文书的内容,主要从三个主体的行为(充值、打赏行为、主播提供直播等服务以及平台的运营管理)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进行考量。考虑到该类案件的共通之处是丈夫打赏女主播,妻子通过诉讼主张返还财产,妻子作为原告,一般主张丈夫的打赏行为是基于与主播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则在此情形下,对于充值打赏行为,主要考量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根据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2021)沪0110民初13076号判决书:“若仅凭打赏金额及用户对主播可能存在单方爱慕的意思即认为存在不正当关系,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也与现阶段整个直播行业乃至演艺行业的设立和发展有悖。当然,过度的追星行为亦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需要有关部门及整个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共同推动。因此,从现有证据反应,被告华某与被告吴某在事实上尚未超出主播与粉丝(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

           根据滕州市人民法院(2021)鲁0481民初701号判决书:“牛某的充值行为针对的是抖音平台,与王某无关,充值本身并未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打赏尽管针对的是王某,但打赏行为并不需要纳入法律评价;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牛某与王某之间存在其他不正当关系。”

           此外,如果主播提供的直播表演内容及通过表演获取报酬的行为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平台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的运营管理行为,则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主张行为无效,难以得到支持。


05

保障夫妻共有财产安全还需多方发力


           综合上述分析,在夫妻共有财产制下,通过诉讼追回夫妻一方网络打赏的确存在现实困境,但这恰恰是公允的另一种体现,也是价值平衡的一种取舍。至于前文所述线上打赏演变为线下赠与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予以返还的,法院仍然是持支持态度。

           社会生活立体且复杂,法律能够调整的范围亦有限,越是长期实践法律越能够感受到法律在调整社会生活上存在局限性。正如朱苏力教授在《是非与曲直》中提出的,单靠法治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是不够的务实的,法治只是要件之一,用来建设和规范一个大多数人觉得还行的世界。将这个观点投射到本文所讨论的范畴之中,即是,要在规范网络打赏、保障产业良性发展的同时保护夫妻财产权益,仅依赖裁判这一环节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要保护夫妻共有财产,还需要多方共同发力。

           一方面,行业应当健康发展。网络直播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需要在行业健康、正向发展的基础上消除受众对其固有的认知偏见。之所以当我们以朴素的正义去看待这类案件的裁判结果,会感到与内心认知有所出入,恰恰是因为在直播行业中,低俗内容曾一度席卷各大短视频平台,部分主播和平台为获取流量、赚快钱不惜拉低行业形象,主播诱导打赏、打色情擦边球博取关注的乱象屡见不鲜,网络打赏的行为又多见于这类直播中,打赏也因此蒙上灰色面纱,“主张返还打赏款”在普遍意义上就显得更为“正当”,驳回“主张返还”的诉讼请求这一裁判结果的说服力尚待提高。换言之,行业健康发展对于打赏行为正向化有着关键作用,对于裁判结果发挥规范社会行为、引导社会价值取向的作用也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夫妻双方应在日常生活中承担起保护夫妻共同财产的责任。婚姻生活中,夫妻各方不仅有处分共同财产的权利,更有对财产安全监督管理的义务,延伸来讲,任何契约关系中,都需要各方尽到审慎、勤勉的义务。法律无法代替道德要求人成为高尚完美的人,也无法代替夫妻任何一方经营婚姻、时刻监督管理共有财产,它规范的是违法行为,强调的是底线秩序。因此,权利的自我保护与外部救济是唇齿相依的,需要夫妻各方在婚姻中忠诚、勤勉、尽责,在此基础之上,出现纠纷时诉诸法律才能够更好发挥救济作用。

结 语


           正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研究类案的审判思路与观点倾向有助于我们法律职业工作者更全面客观地理解法律条文,也能够起到厘清办案思路,指导实务操作的作用,帮助当事人在案件中更恰当地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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