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律师事务所官方网站

【至正视角】“生前预嘱”首次入法:临终决定权的法律探究

发布时间:2022-08-09 14:10

图片


前言:

2022年6月23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并于2023年1月1日正式施行。该条例中最具有突破性的条款非第七条“临终决定权”莫属。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将“生前预嘱”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这一大胆突破,使得我国立法在人权保障中更进一步。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一创新性举措作出个人评析,仅代表个人观点。


一、临终决定权到底指的是什么?

要想搞明白“临终决定权”究竟是什么,就必须先了解“生前预嘱”这一概念。

生前预嘱(living wills)是预立医疗指示(advanced directives)和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在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背景下,生前预嘱则是指患者在本人生命即将结束前,意识清醒的前提下,所自愿签署的关于自己在生命末期失去表达能力时希望应用何种医疗方式、何种医疗照护、以及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包括是否利用现有的医疗器械和手段例如人工呼吸机、心脏电击措施等的文件。目前,全球已有30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合法使用生前预嘱以及功能相似的一系列文件。

而在“生前预嘱”中作出选择的权力即为“临终决定权”。


二、“临终决定权”的相关法律规定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的一种,也同样属于法律,其中第七十八条指出:

“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

(一)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

(二)经公证或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为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

(三)采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除经公证的外,采用书面方式的,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采用录音录像方式的,应当记录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间。”


三、“生前预嘱”与遗嘱有何区别?

遗嘱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是指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出,要求金融机构拟订并向监管机构提交,当其陷入实质性财务困境或经营失败时快速有序的处置方案;而第二种则是本文应用的概念,即指自然人在生命终止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作出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

我国的遗嘱种类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通俗来讲,自然人的遗嘱既包括了遗产的继承、遗赠,也包括遗产的管理,还包括遗赠抚养、为未成年指定监护人等问题,内容较多。

而“生前预嘱”的内容则更单一。通过概念可以看出,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领域。也就是说,该预嘱的内容仅包括使用何种医疗方式、何种医疗照护、以及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具体的医疗措施。同时,二者的生效的时间也不同,遗嘱的生效时间为遗嘱人生理死亡或拟制死亡时,而“生前预嘱”则不同,在预嘱人(患者)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即可生效,而非死亡时。


四、生前预嘱和安乐死有何区别?

笔者认为,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问题加以判断:如何死亡是否是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何保障其尊重了患者的意愿?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深圳市人大在解读会上对《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进行公开解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主要强调了三点:

(一)生前预嘱必须订立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且必须是由医疗机构作出的医学判断,而非自己认为或者是别人认为。

(二)生前预嘱要限制于采取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具体体现在插管、心脏复苏这种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而非不采取医疗措施。

(三)对于患者的生前预嘱,医疗机构应当予以尊重。但尊重不等于一定要按照生前预嘱来执行,如患者对生前预嘱进行反悔,这个时候撤回原先的决定,也应当尊重患者的意思。

我们可以将其明确表述为:只要患者依法作出的“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患者即可事先自主安排临近死亡时的自身医疗措施,此时体现的是患者的“临终决定权”。其本质上是一种“主动性放弃”的意思表示。

而安乐死(Euthanasia)则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其本质上是一种“被死亡”。实际上是对生命权的一种侵害,在我国的法治体系下被禁止。


五、如何避免生前预嘱被恶意利用?

笔者认为,生前预嘱的内容应该明确具体,并且附随相应的专业医疗人员、法律人员进行指导,同时对法律的具体实施细则作出明确的行业规定和违规违法处罚。对“生前遗嘱”的提出到应用应详细考虑多方面的问题,例如以下:

(一)医院应当配备专业的医疗人员对患者的疾病作出评测:患者是否处于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

(二)见证人及相关专业人员(如律师)应当确保:患者是否清楚其所签订的生前预嘱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否明确其放弃的医疗措施究竟是什么?

(三)在确定患者对生前预嘱有了充分的认识后,必须确定患者的真实意思,其是否愿意在生命危急时刻选择放弃医疗措施?


六、笔者浅谈

一个人病危时是否采用医疗措施、采用何种医疗措施应该由谁来决定?这个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生前预嘱实际上是中国法治体系中的重大进步,其能够解决我国出现的治疗不足(即生病后因经济能力缺失而无法就医)和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高创伤和疼痛的治疗方式)的问题。让患者能够选择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即“当一个人身患不可逆转的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遂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正如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发布的《全球缓和医疗地图第二版》一书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博士指出:“没有缓和医疗,我们就无法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这也是健康权和联合国实现健康与福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生前预嘱实际上是安乐死的2.0版本,是用法律的方式捍卫患者提前对临终时情况进行预判的自主选择权,让患者在生命终期得以“尽量舒适、有尊严、有准备”地离世。

扫一扫在手机上阅读本文章

版权所有© 至正律师事务所官方网站    陕ICP备06003747号    技术支持: 新丝路网络